3899篇论文展现疫情下的新闻传播研究图景｜年度报告

谨以此文告别和纪念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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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新闻坊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顺遂

   数据采集｜王怡溪 杨凯文 何伊静 杨若渝 蔡静远 汪瀚 邓依云张涵悦 何京蔚 李新艺 应滢 林姗蓉 申屠泥 彭美琪 肖潇数据分析｜杨凯文 何伊静 张涵悦 肖潇 蔡静远 林姗蓉 汪瀚可视化｜肖潇 林姗蓉 彭美琪 申屠泥 汪瀚文案｜王怡溪 邓依云 张涵悦 何京蔚 李新艺 应滢策划与统筹｜方洁  美编｜王怡溪

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截至目前已造成1亿多人感染和确诊。

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信息疫情”（infodemic）的蔓延，“假新闻”“危机传播”“风险沟通”“数字鸿沟”等一系列话题的重要性在这场危机中被凸显。

在与疫情抗争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业界在保持信息沟通的畅达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新闻传播学界亦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梳理、总结和反思整个行业乃至人类应如何更好地应对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这篇年度报告中，RUC新闻坊采用文献计量法，对2020年1月-2021年1月期间30本中英文期刊的3899篇论文进行梳理，试图诠释2020年中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并进一步对与疫情相关的176篇论文做内容分析，探究新闻传播学领域疫情研究的专业图景。

整体状况：疫情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RUC新闻坊对CSSCI新闻传播学类15本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在上述时间段中共计发表2702篇论文。其中发文量前五的期刊分别为《中国出版》（378篇），《现代传播》（318），《科技与出版》（289）,《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20），《编辑之友》（206）。
我们还对影响因子较高的15本新闻传播学SSCI英文期刊进行了检索分析，在上述时间段中共计发表1197篇英文论文。所选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前五的依次为Journal of Advertising（37篇）、 Political Communication（61）、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5）、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23）、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5）。其中，英美两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中国学者发文频次位列第六。
我们提取论文中的所有关键词做词频统计后发现，虽然“新冠肺炎/Covid-19”是中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主题，但作为关键词，其在中文论文中出现的频率高于英文论文。（点击图片可放大浏览）
媒体融合、数字出版、人工智能、新媒体依然是202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关注的研究主题。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关注短视频、社交媒体、知识服务、建设性新闻等议题。
 在CSSCI新闻传播学类刊物中，出版类期刊占据的比重很高，这部分刊物对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尤为关注。出版数字化的动力一方面是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市场对出版行业长期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源自疫情爆发后人们对“数字化”教材、科普读物等出版物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类期刊的作者既有学者，又有业界人士，这也使出版类刊物的论文对现实的关注度更高。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算法”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之中。大数据为疫情防控带来便利，同样也造成了个人隐私泄露等不良后果，“算法黑箱”持续挑战传播伦理，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媒体”和“短视频”在2020年持续火热，但不断上升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也放大了侵权、伦理乱象等一系列衍生问题。 对比中英文关键词可以看出，英文论文主题与疫情的直接相关度较低，海外学者更关注social media（社交媒体）、 media（媒体）、 communication（传播）、 twitter（推特）、 news（新闻）这五个研究方向。 社交媒体研究仍旧是新闻传播学领域英文研究的热门，与2020年公共事件的讨论、发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密不可分。自上世纪90年代社交媒体进入互联网，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承载人们社交需求的重要工具、传播新闻信息的重要媒介，已经深度介入了政治与社会的组织过程。 online（线上）、 politics（政治）、participation（参与）、 fake news（假新闻）、 disinformation（误导性信息）、 election（选举）等与时事联系密切的主题也在英文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均高于20次。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社会与经济活动大大缩减，而线上内容和线上社交行为激增。这也是“线上”“参与”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研究中的现实因素。

专业图景：疫情中的传媒责任

在3899篇论文中，我们进一步筛选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176篇（中文论文134篇、英文论文42篇），并对其作者及相关机构、研究内容、现实关照做了梳理，试图描绘新闻传播学界关于新冠疫情研究的专业图景。
1.来自142家机构的360位中外学者发表了176篇疫情相关论文从论文的发表作者和机构角度看，共有360位中外学者在我们统计的时间段中发表了176篇疫情相关论文，相当于每篇论文平均需要2名作者，这个数据表明在疫情相关研究中，合作发表是一种较普遍现象。 在选取的有关论文中，254位中文学者中有18位贡献了2篇及以上的论文，如来自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刘冰产出了4篇相关论文，其中3篇论文是与另外5位作者共同发表。平均每篇中文论文需要1.9位作者。与之相比，英文文献对学者间的合作程度要求更高，国外的106位学者中有6位参与了2篇疫情相关论文的写作，平均每篇论文需要2.5位作者。（点击图片可放大浏览）
从选取论文的作者所在机构看，42篇英文论文作者覆盖了49家机构，有8家机构贡献了4篇及以上论文，其中瑞士苏黎世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大学各自贡献了14篇和10篇。国内93家机构中有12家机构贡献了4篇及以上的论文，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贡献最多。 另外，从国别来看，疫情相关的英文论文作者的所在机构，有三分之一位于美国，其余多为欧洲国家，这基本符合SSCI刊物长期以来的作者分布状况。（点击图片可放大浏览）
2.实证研究是主要方法，中文期刊集中发表疫情研究的时间早于英文刊物在中文期刊与研究方法的交叉统计中，疫情相关的中文论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其中，四川日报主办的《新闻界》、上海报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现代传播》和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大学》以实证研究为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最多，分别为11篇、10篇、10篇和9篇。（点击图片可放大浏览）
但具体到出版类期刊，则以经验总结为主。综合看来，思辨研究数量最少。在统计的134篇中文论文中，以思辨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仅10篇，占比7.46%。 所统计的英文论文中，除Social Media + Society以外，其余期刊发表的疫情相关的论文都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采用实证研究的中文论文偏向使用内容分析法和案例研究，英文论文中，内容分析法、案例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实验法等都较为普遍。 所涉及的经典理论方面，中文论文中，场域理论、话语理论、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四个传播学理论被引用次数最多；英文论文中，除了框架理论（framing analysis），面子理论（politeness theory）、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助推理论（nudge theory）等不同领域的观点被更多地借鉴。如《通过“助推”以减少公众对新冠肺炎的威胁认知和囤积欲》一文引用助推理论（nudge theory）以说明优化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公共信息传播，有利于降低大众的威胁认知，并减少由此带来的囤货储存行为。 中英文论文发表时间的分布有所不同。2020年2月，新闻传播学的中文期刊开始发表疫情相关论文，4月、5月发表数量集中，其中，5月份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达到高峰。而在我们统计的英文期刊中，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论文直至5月才出现，8月和12月关注疫情的期刊数量最多，整体的关注高峰出现时间晚于中文刊物。这或与疫情高峰在国内外出现时间的先后存在一定的联系。（点击图片可放大浏览）
3.疫情提供研究背景，议题折射不同社会的现实关照疫情是一种非常态，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背景，而具体到研究议题，中英文研究显示出不同社会的现实关照。 在以媒体为关照对象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的具体关照领域与具体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传播内容的生产等问题，如彭兰的《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对新冠疫情期间新媒体传播的反思》就对疫情中凸显的新媒体传播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点击图片可放大浏览）
而国外学者则更多关注假新闻、社交媒体内容审核等问题，如 Florian Saurwein 与 Charlotte Spencer-Smith共同发表的《应对社交媒体上的误导性信息：欧洲的多层次管理和分散化责任制》集中关注了WhatsApp,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等平台与各国对疫情相关假新闻的管理政策。（点击图片可放大浏览）
在以社会为关照对象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都对数字鸿沟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但国外学者的关注热度更高，如《空间隔离与知识流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线上知识传播研究》关注了疫情期间信息获取的数字鸿沟：知识“围墙”的消解促进了各类线上知识的流动，但网络中依旧会形成新的权威性知识节点，知识需要被确证；媒介的偏向决定了知识流动时的媒介载体，知识的重要程度影响其流动是否均匀；系统化的知识习得仍是抵抗信息超载与知识危机的重要方式——而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人、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获取知识更加不易。 《数据贫困群体兴起：边缘人群视角下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一文中也提到：疫情下数据差距不断扩大，边缘（底层）人群要设法从下层创造一种新的团结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不可见性（数字中的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知识和教育愈发普遍。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人口间获取知识的难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知识的流动无法摆脱知识权力的“束缚”，也难以摆脱知识经济的“枷锁”。疫情的魔镜之下，表现出种种差异的数字鸿沟在无形中被放大，但同时也被看见、被关注、被记录和被表达。

结语

世界卫生组织（WHO）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上首个大规模利用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使人们保持知情与联系的全球流行病”。新冠疫情给信息传播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加深了新闻业的危机。 数字技术在提高信息传播广度和效率的同时，也加速了虚假信息的传播，数字鸿沟、观点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被放大和加剧。但另一方面，技术的更迭与疫情的现实需要，倒逼新闻传播研究者重提媒体责任，重塑社会公共沟通渠道，为创造新的传播格局提供了可能性。 （编者注：无论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类CSSCI刊物，还是英文新闻传播学类的SSCI刊物，它们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只是全球研究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抽样方法的限制，本研究难免遗漏了不少发表在以上刊物类别之外的佳作，是为本报告的缺陷。）
数据说明所选15本中文期刊分别为《中国出版》《现代传播》《科技与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记者》《出版科学》《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出版》《新闻与传播研究》。因中国知网数据更新的原因，《国际新闻界》收录时间截至2020年12月，《新闻与传播研究》截至2020年11月，《编辑学报》为双月刊。 所选15本英文期刊分别为Journal of Advertis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Digital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Social Media + Society, Policy and Internet。
本文中所有论文的关键词，中文全部论文、疫情相关论文和英文全部论文的作者、机构、国家情况分析由Citespace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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